温故丨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典出《旧唐书·魏徵传》:“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是唐代谏臣魏徵病故后,唐太宗在哀痛之余对朝臣的感叹之言。后来,欧阳修等人所编《新唐书》对此略有修正:“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意即对照铜镜可以整理好衣帽,学习前史可以预知世代兴衰,听取别人教训才干明了本身得失对错。

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传承的古老国家,中华民族很天然会构成记载和反思前史的传统,或者说正是因为长于学习前史经历才干成就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延续。中华民族有着深沉的前史情结和前史意识,不只发明了多种史书编制,构成了丰厚的史料资源,并且长于总结前史规律、反思经历教训,构成前史反思的文化传统。

“以史为鉴”的意识,早在《尚书》论证“以周代商”的合法性时就呈现了,《诗经·大雅·荡》则明确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说法。尔后,这一思维沉淀下来,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详细来说,“以史为鉴知兴替”蕴含三个方面的内涵:

一是忧患意识。

《周易·系辞上》有言:“生生之谓易。”世间万物生生不已,一切皆处于流变之中。改动不居的世界要求人们居安思危、革故更始。汉代刘向《说苑》讲:“故无常安之国,无恒治之民;得贤者则安昌,失之者则危亡, 明镜所以昭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恶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务袭迹于其所以安昌,则未有异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没有哪一个朝代仅通过安于现状就可以坚持永续不衰,贤明与否抉择着国运或安昌或危亡。明知不肯走向危亡却不采纳可以安昌的方法,这无异于缘木求鱼。

类似的告诫在史书中屡见不鲜:《荀子·成相》问“前车已覆,后未知更,何觉时?”;晋葛洪《抱朴子》言“前事不忘,将来之鉴也”;唐房玄龄等人《晋书》讲“前车之覆轨,后车之明鉴”。显而易见,“以史为鉴”首要强调从前人的失败中汲取教训,不要重蹈前史覆辙。换言之,无论是社会开展仍是个人生长都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功成名就之时更要防患于未然。关于国家而言,和平盛世其实不必定长存,越处盛世越要警觉潜在危机。这即孟子所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泰”。

二是务实精力。

以史为鉴是以详细的前史工作为学习,要解决的也是真实的现实问题,它针对的是理论教条和笼统空口说。明清二朝更替之际,儒家学者在震动之余做出深入反思,意识到理学不务实践、空口说心性致使明朝衰败消亡。顾炎武《日知录》有言:“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天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 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喽啰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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